曾庆元平时横蛮成性，在矿上自然是劣迹累累，最后呆不住了，便将保护队部分人枪拉出去，上山当了“山大王”。从此，他便开始了他的土匪生涯。

　　1949年3月，曾庆元被“楚汉宫”的双龙头“老佛爷”杨永清委任为“长沙绥靖公署直属清剿第3纵队”第1支队第3大队大队长。这以后，曾庆元又组织“国民党人民自卫救国军9路军”，自称“9路军”15旅旅长。不久，又自称“芷怀黔十二游击区总指挥部”指挥长，下辖四个中队和一个特务中队，匪众达400元人，300多支枪。

　　曾庆元占有三县交界处的有利地形，又有杨永清撑腰，加上他和当地劣绅、乡保人员相勾结，故横行乡里，无恶不作。知道他的人都不敢得罪他。

　　人民解放军进军湘西后，曾庆元又公然采取对抗态度。多次率领匪徒在黔阳以北， 怀化以南，芷江以东，黄岩以西之三县交界地带及公路沿线，大肆骚扰破坏，气焰十分嚣张。

　　当时为保障安江纱厂开工用媒，解放军派了一个排驻在中方媒矿内，以后还加派两个班的护卫队。1950年元月7日，曾庆元率土匪300余人突然打进矿区，烧、杀、淫、掠好几小时，打死工人四十多人，15名战士除班长负重伤以外，其余全部壮烈牺牲，烧掉一百多间房屋，仓库洗劫一空，同时还掳去11名矿工女眷。

　　1950年4月下旬，也就是47军主力完成入川作战任务返湘西之后，420团一营奉命进驻曾庆元股匪盘踞的三角地带，进行包干清剿。

　　1营在进入这片山高林密的三角地带后，首先集中了三个连的兵力，有重点、有目的地进行多路包围合击，拉网清剿。同时发动民兵配合作战，以图将曾庆元股匪的指挥系统彻底打乱。

　　剿匪部队在 短短的20天中，先后出击四十多次，俘匪百余人。5月，又陆续几次围住曾庆元的匪部，大量地杀伤了他的有生力量。

　　曾庆元所部受到重创以后，无法再集中兵力迎战，只好化成若干小股，三五成群，分散潜伏在附件的深山丛林之中，采取“抓一把就走”的战术，抢到一点又上山躲几天，行踪不定，难以捉摸。

　　“敌变我变”，根据匪情的变化，420团也采取以分散对分散的办法，以连排为单位展开全面搜剿。

　　首先，部队曾庆元主要据点中方、华背山、四印坡、长溪等地全部控制起来，使曾庆元匪众没有活动的余地，然后以小分队进行搜索。

　　6月初，420团侦察排同419团4连一个排，在梁山、慈惠安点，彻底打破了曾匪妄图利用舞水河兜圈子的战略，把所有的渡口、桥梁渡船都掌握在可靠人手里，并放暗哨，监视土匪行动，一有风吹草动，便以牛角为号，召集附件民兵、部队予以围歼。
于是，各小股土匪便暂时潜伏、隐蔽起来，进入了“冬眠期”。

　　但土匪毕竟不是“蛇”，还得有食物充肚子，免不了要下山进村弄点粮食。

　　根据这一情况，剿匪部队组织便衣队，化装成老百姓，埋伏于土匪必经之关卡、要道予以伏击。同时，发扬人民战争的长处，组织民兵、群众拉网踩山，捕捉散匪。

　　在清剿部队和民兵的严密势剿下，分散土匪不仅白天不敢露面，晚上也无藏身之地，弹药得不到补充，粮食也弄不到手，于是，山林野果被采摘，葛根蕨菜被挖掘的痕迹，又成了搜索队追踪土匪的重要线索。

　　6月中旬，剿匪部队将包围圈越缩越小，曾庆元匪部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。这时，部队又采取了以政治攻势为主，结合军事清剿的办法，对曾匪展开猛烈的攻心战。

　　部队发动群众，还召开伪甲长会、匪属会和投诚人员会，通过向土匪喊话，宣讲剿匪政策，提出了“三不两要”和“两劝一报”的要求，即采取不通匪、窝匪、资匪，不给土匪饭吃、水喝，不给土匪筹粮集款；“要登记本保甲匪首、匪属，要登记本保甲匪枪、民枪”；“劝匪首带匪众自首；每天报告一次匪情”等措施，使得曾庆元匪众的压力越来越大。

　　6月底，曾庆元所辖第1中队长曾宪臣，第2中队长潘昌明，第4中队长潘昌远，特务中队长曾西毛崽，都先后携枪向部队投诚。

　　不久，中队长以下的土匪头目曾金元、曾和尚、夏云宣等相继下山向解放军投降。
头目们一投降，散匪们自然成了无头羊，凝聚力顿时瓦解。于是，一个一个也带枪械走出了密林，下山来进行了自首登记。

　　众叛亲离，几乎成人孤家寡人的曾庆元也深感中方一带无法藏匿下去，便带着几个贴身随从，偷偷逃到黔阳县茅乡，躲在羊坡林后的深山里，每天由亲戚偷着送点饭，苟延残喘。

　　在这种度日如年的状况下，加上剿匪部队的政治攻势，动员降匪分别去劝说曾庆元投诚，在武力威逼和政治攻势双重压力下，曾匪感已穷途未路，除了投降，别无选择。于是，在7月24日，曾庆元带着曾再兴等6名亲信匪兵，步枪5支，手枪2支，卡宾枪2支，向420团驻中方清剿部队投诚。

　　曾庆元投降之后，被送沅陵学习，镇反时被处决。“文革”后又平反。定为投诚人员。